正如张雪峰老师去世时，有人开始讨论跑步的危险和健身的风险；而在刘欢老师逝世后，评论也转向了喝酒的致命性。尽管对跑步的争议我并不认同，但谈到饮酒的这件事，我觉得有必要发声。听说有家医学院在墙上挂着一句警示：“人生的前五分钟是危险的。”不知哪个聪明的学生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最后五分钟同样是危险的。”这句话从头到尾概括了人生的真实状况，翻译过来便是：“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致命的事情。”

人都有一死，“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这是司马迁的观点，但我想对此进行反思。虽然说泰山与鸿毛确有区别，但假如让我创作八部《史记》，我更愿意选择不被他人当作傀儡活着——这个时代的专家和教授已经够多了。

《史记》被誉为“无韵版的《离骚》”，司马迁也算是传承了前人的学问。然而若要传承，也该是为了自己，而非迎合他人。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圣贤，所谓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道理更像是董宇辉这种人等挂在嘴边的口号。董老师虽出身卑微，如果不幸成为富二代，可能就再也不能提及“为天地立心”的理想。

司马迁所说的“往圣”，以屈原为最典型的代表。他选择自沉，并非为自己，而是为了祝福楚王。这种行为虽然辞藻华丽，但实则愚笨。那么，怎样才算是真正为了自己而死呢？比如，面对汉武帝的严酷惩罚，司马迁若一跃而起捏住皇帝的咽喉，纵使最后被剁成肉泥，也至少不会过着像阉人那样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若有更多的人敢于咬住皇上的鼻子，皇帝在发号施令时势必会感到忌惮。

类似的勇敢反抗在迅哥的《铸剑》中有所体现。纵观中国四千年的历史，唯有这个故事稍显痛快且合理：活着应当为自身，让死亡也显得有趣。若无法过上痛快的日子，那就选择一个痛快的死法。

这样的剧情在历史中并不少见，举个例子，嵇康因“言论放荡”而被杀，而其真正的罪名在于他不屈从于当时的晋朝统治。因此，选择躺平在这个时期可称为死罪。

当嵇康被处死时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只是暗示有关部门：若我死了，《广陵散》将随之失传。然而，皇帝作为全球的统治者并不关注细节；司法部门只负责执行，文化界也未能参与其中。如此一来，大家各尽其职，依照规章手续进行处决，失传的艺术也在先后间成为常态。处决程序简单，头颅有两种目的，一是磕头，而是砍掉。不愿屈从的就将被处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对皇上的服从与忠诚已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目标。

嵇康的这桩悲惨案件使得皇帝毫不在意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此后啊，能为自己而死并且死得痛快的人便少之又少了。因此，司马昭可能会轻视后来的皇帝：反正都是要处决，不如来个痛快并直接的；但后代的皇帝也许会反驳，慢慢来可能更省事吧。

嵇康的死得快，甚至在临终之际还写了一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痛快地责骂了劝说他进取的朋友。然而，他最终却把儿子托付给了山巨源，这无疑表明在晋代，儿子成为了软肋。

据说山巨源视嵇绍如己出，我对此深信不疑，因为这位儿子不仅才华横溢，并且也因替皇帝挡箭而付出生命。皇帝对此也显得很有情感，因杀害嵇绍父亲的正是他的祖辈，所以他感叹：“这是小嵇的血啊，难以抹去。”

多年后，刘欢唱到“金色盾牌热血铸就”的那种英勇，早在晋代就已经存在。嵇康希望他的儿子能向山巨源学习，变得进取些，活得久一点，但在意外之下，儿子的死却显得愚蠢。要是上进，终究也可能带来不如人意的结果。另一个朋友阮籍，虽然靠喝酒逃避现实一生，最终也逃不过死亡的命运——他在大醉后被唤醒，写下《受郑冲等同志委托关于强烈呼吁司马昭同志接受封号的建议书》，随后再次醉酒，两月后便去世。这种死法乍看似乎不那么痛快，竟有人说他是喝死的，而我认为其实他是憋屈而亡，就如同现在需要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一般。

由此可见，想要死得痛快是极其不易的。说的这个咬住皇帝鼻子的情节，到了嵇康以后，别说演绎出来，连观众都寥若晨星。能编织出如此故事的人，唯有迅哥一人。从屈原到司马迁，到山涛、阮籍和嵇绍，无不追随通行的轨迹，或死得愚昧，或活得悲惨。

由此可知，通行剧本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，能够一并收拾人类与动物。对待牲畜的处理更是复杂，除了剁去生殖器，还要在它们面前狠狠地捶扁，这样才算是毁灭了它们心中那份美好的幻想。

反作家的王小波对此行为称之为“锤”，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。然而，王小波自己并未能逃脱这一过程。